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词语,但是从字眼本身出发,其实那只是泛指与人相约的地点,不带任何浪漫的意味。试问有谁成人以后没有跟人约地方见面?
但是活了那么多年,约会了多少次,我实在不记得了第一次约会在何时何地和谁。年轻时生活在万隆,热带地方,那时生活简单,也没有什么夜生活,晚上最多就是跟哥哥姐姐坐马车去电影院看十三岁以下可观的电影,当时印度尼西亚电影分三级制:小童可观;十三岁以上可观;十七岁以上可观。
当然,成人可观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涉及色情、暴力的电影,只是当局电检局认定不合时宜的电影。那时生活简单,没有什么更多的欲望,只会上学放学,途中喝一杯街边的热带冷饮,或吃一碟牛肉丸面,已经是口腹的大享受了。玩的也是胶泥做成的小汽车,或者是画片甚至废弃的香烟盒子。无聊时,便坐在家门前,和弟弟打赌,看谁猜的三轮车牌子驶经的次数最多。唯独没有去温习功课,约会吗?也只有上中学后,相约三五个同学,骑着自行车,围着学校方圆乱蹿。
真正的约会,实在记不清了,大概是从印度尼西亚回国之后的事了。那时在北京做寄宿生,开始学会独立生活,不免约朋友见一下面,吹吹水。印象最深的,是那年冬天,同班跟我交情颇好的女同学响应号召,高考前奔赴新疆乌鲁木齐,去上新疆大学维语班,临行前约我聊天。我刚冲完热水澡,便相约在雪后围着学校转圈。但其实并没有许多话讲,我们穿着黑色棉鞋,听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吱吱声,一路无言。
后来她问了一句: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想上大学?我摇摇头,苦笑。那时,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,并没有其他成分。但她突然离去,心里不免难过。她离开北京那天,我们一群人到北京站送行,她坐在火车靠窗位置上,车厢里广播响起《中华儿女志在四方》的歌声,“到农村去!到边疆去!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!……”节奏激昂高扬,她伸出手来,逐一和我们握手,我似乎是最后一个,刚握上,那火车头便尖利地发出一声吼,哨声中,往后一挫,才缓缓往前开动。在松手那一刻,我听见她说了一句,写信!但是,除了刚抵达时给我们几个写一封报平安的公开信之外,便全无音讯了。后来听说她在文革期间到过北京,但始终没有机会再见;让我深感诺言是那么轻飘飘,说过就随风飘走,根本无可捉摸。
当然还记得那年九月从哈密到乌鲁木齐,人地生疏,事先电报约好Z接站,到达时在白天,心也安定许多。但下车不见人,正自着急,她气喘吁吁跑了过来,原来那时正值文革,交通混乱,根本不准点,而且基于安全,一入黑公共汽车便停驶。那时也没有的士那一说,乘客唯有听天由命,我独身在外,万一有什么闪失,人海茫茫,我该向谁求助?
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到了香港,记得那时火车总站还在尖沙咀,如今原址仅剩钟楼孤零零地立在那里,好在后来又建了许多建筑物如文化中心等相伴,不减热闹。记得那时初到贵境,心情忐忑,终于下车了,火车站外人山人海,都是接车的人。我迷茫向前,忽然人群中有人叫我,一望过去,不禁大喜:原来是先我移居香港的姐姐妹妹来接我。当时通讯器材哪里有现在发达?仅靠电报单向传递讯息,也不清楚对方到底收到没有?
那时,最时兴的约会地点,是尖沙咀码头的“五支旗杆”,大约是靠近码头,人来人往,即使对方在港岛,只需搭船就过来了,很方便。“五支旗杆”在香港面积最大的购物中心海港城的旁边,昔日,五支旗杆所悬挂的旗帜,由高到矮,分别是:英国国旗、香港旗、九龙仓、海港城、天星小轮。九七回归后,五支旗换成九龙仓、海港城、九仓电讯、香港有线电视、天星小轮。近年再换成: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、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、九龙仓、海港城、天星小轮。
我刚来港时,第一个约会的朋友是L,他考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,但比我还早来香港。他在尖沙咀一带居住留连,让我以新奇的眼光观察,记得傍晚时分他带我走街穿巷,有一个站在大厦角落穿着一身牛仔衣裤的年轻人,见我们路过,他拉我直走,到僻静处,左右无人,才告诉我,他在拉客!看色情表演!那时的四十块,当然不是今天的四十块币值可比,尽管好奇,但囊中羞涩,我们也就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。那时约人,大多都是“五支旗杆见!”当时虽然有了过海隧道巴士,但不经尖沙咀码头,渡海的“哗啦哗啦”已经式微,又还没有地铁,从港岛到“五支旗杆”,最便捷的方式,便是搭天星小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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