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她结束家访离开时,女孩在山上大声喊着:“老师!一定要回来啊!”
在男朋友的“领导”下,文苑开始参与广商“向日葵天使”支教助学公益组织的活动。一个月后,她随阿信一同深入油杉河村,在油杉小学支教3周。
文苑坦言,去支教最初是因为自己过得“太平顺了”,总想“找苦吃”。
第一次支教的经历让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女吃足了苦头。她第一次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车;第一次和同学裹着潮湿发霉的棉被,挤在课桌拼成的“床”上。她一周只能洗一次澡,而这珍贵的“洗澡水”则让她和几个女孩身上长满了令人奇痒难忍的皮疹,“无聊时互相数,足有100多颗”。
文苑并不愿承认这样的生活算是“吃苦”。在她眼中,油杉河村的人们虽然贫穷,但他们的生活并不显得苦闷或消极。外人来到村里,会受到热情的款待,说起未来,他们也总是非常乐观。这是她从未有过的经历。
但在她家访的过程中,一个三年级小女孩不断地要求“老师抱抱”,“老师和我说说话”。女孩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,家中只有年近古稀的外公外婆。“童年缺失的爱是任何方式都无法再弥补的。”这是文苑最为“揪心”之处。
当她结束家访离开时,女孩在山上大声喊着:“老师!一定要回来啊!”
在阿信看来,山区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所需要的,并不仅仅是好的校舍和吃饱穿暖,更需要精神和情感的交流,而这是支教志愿者最应做到的。
因此,阿信对他的团队管理非常严苛。从备课、上课,到家访、交谈,每一个和孩子有关的环节阿信都要求志愿者们力求完美。他同时会注意到当地的“礼仪风俗”,在观念比较传统的老乡面前,志愿者“大大咧咧”的行为会被队长严肃批评。
“我们那时是地下情。”阿信回忆和文苑共同支教的几十天。为了和女友保持距离,他甚至刻意减少和她谈话的机会。该批评的时候,这个之前“很会照顾人”的男朋友毫不留情。说起那时的阿信,文苑笑称“很凶”。但她同时也觉得,“认真工作的男人极具魅力”。
“那里见证了我们的感情,也让我看到阿信最好的一面。”20岁的文苑对着大山暗自许下诺言,如果将来真的能嫁给他,一定要回到那里。
当时已经是阿信第3次去往油杉河村。此后,他又回去过4次,有时哪怕只待一两天,只够教孩子们唱一首歌。
“那里不是农家乐,不是游乐场,也不是拿给你体验的地方。”阿信严肃地回忆着自己的支教经历。作为队长,遇到以美化简历或满足好奇为目的的报名者,他总是直接刷掉。在他看来,“打游击”式的所谓支教,走了不知何时再来,是不负责任的行为,没有任何效果,甚至还会对孩子们的心灵造成伤害。
有段时间,阿信忙于支教工作,得不到家人的认可,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,他感到“迷茫,像所有年轻人一样”。然而,文苑始终和男友站在“一条战线”,从未抱怨或要求过什么。
但油杉小学的日子越过越好了。2009年,县政府为油杉小学盖起两层新校舍,修起围墙、铺平操场,旗杆在校舍前立起来。在国家免收学费的新政策下,几乎没有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,不少学生考上高中。5年下来,阿信收到学生的来信,足足攒满了一大箱。这个箱子他走到哪里都带着,一封信也不曾遗落。
“在那里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,非常强烈。”阿信说,那种满足感是拥挤繁华的都市无法给予他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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