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件事情，距离今天七十年了，历历在目啊！李维汉用这件事情教育了我一生。

　　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事情吧，罗迈觉得我这个人年轻，做这种工作不行。他说：你是做民先和学生工作的，是不是做现在的工作不合适啊？

　　过了几天，当时做青年工作的冯文彬专门从延安城里跑到桥儿沟，找我谈了一次话，说这个、谈那个，意思是让我继续做青年工作。大概这是罗迈的意见。冯文彬与我谈话以后，可能他也没看上我，认为我这个人桀骜不驯，也没调我去做青年工作，谈完了也就算了。

　　这样就到了八月，我到延安已经四个月了。在成仿吾的手下做事，成是不爱讲话的人，他和我说了些什么、指示了些什么，我一点印象都没留下来。

　　八月，党校成立了第五班，成仿吾事先和我讲，让我去第五班学习去。在五班，我当学习班长，学了四个月，我们过的是军事化的生活。

　　在我写过的一篇回忆郭化若的文章（邓力群：《怀念郭化若同志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96年12月20日，第11版）里谈到过党校的学习生活，这是我精神生活非常充实的四个月。对我而言，当时只有革命热情，并没有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，因此老师讲的每一门课，都是很有吸引力的。我现在记得的有马列主义、经济学、党的建设、中国革命问题（包括统一战线）这四门课。吴亮平老师讲马列主义，王学文老师讲经济学，罗迈老师讲党建，中国革命问题换了几个老师，后来还是陈伯达讲得比较好。我记得陈伯达讲课的内容，题目好像叫：双管齐下的剥削制度。说明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商业资本的剥削，是农民被压迫、引发农民战争的原因。军事课是罗炳辉和郭化若讲，他们两个人既是教员、又是学员。

　　在五班里，我做的笔记最好，一些老干部下课之后，想留下一点东西，都要来和我对笔记。

　　那个时候，追求真理啊！我虽然在白区看了一点书，有一点知识，但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、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、党的建设中有什么问题，我并没有实际的认识。在几个月里，虽说学习只是初步的，但对我来说，每堂课都是丰富的精神美餐。

　　在学习期间，我还参加了几次批判张国焘的会议，这是我在党内生活中从未经历过的。两条路线斗争，闻所未闻啊。我们看到，张国焘那么大的干部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，但只要有错误，谁都可以发表意见对他进行批评。在批评他的时候，还是讲文明的，让他坐桌子旁边，可以喝水、抽烟。那时，还不兴让被批评者站起来那一套。我只是感觉到，这样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，让人的面子很难过得去啊。后来，张国焘跑了，在延安城里召开过几次揭批张国焘的积极分子会议。党校有些人去了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，听了毛主席、张闻天、廖承志和朱光的讲话。

　　在这期间，还听过毛主席的一些讲话，有些不是在党校讲的，如在抗大四大队讲哲学，我去听了，一直到现在还有印象。毛主席讲现象和本质，举的例子是二郎神和孙悟空斗法，孙悟空变来变去，变成了一座庙，尾巴没地方放，就变成一个旗杆，立在庙的后面；二郎神左看右看都看不出来，最后发现这个庙的旗杆为何不竖在前面，而是竖在后面，终于发现了破绽。

　　那时有这样的风气，听说毛主席要在哪儿讲话，我们不管远近都要跑去听。

　　1937年11月底，王明、康生、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，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、学生都到延安东机场去欢迎。毛主席说：要向西方取经，他们上了昆仑山，取了经回来了，我们就要好好地学，用这些经，来争取抗战的胜利。

(责编：陈亚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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